塞缪尔森｜阿伦特：唯一的方法是改变人心及思想

作者｜斯科特·塞缪尔森（Scott Samuelson）

哲学教师、影评人、电视主持人，埃默里大学哲学博士，任职于美国爱荷华州柯克伍德社区学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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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行动和工作的退化，以及我们能充分塑造身份的公共领域的干涸，我们面临着社会和政治秩序被侵蚀的风险。官僚主义——无人统治——的影响力越大，我们对维持秩序的焦虑就越大。这种情况下，一般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恐怖主义，这是一种在当代日益强大的力量。阿伦特认为，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可怖行为，我们必须区分“权力”和“暴力”。

一个人可能会拥有力量，而“权力”指的是一起行动的能力。政府有权力。事实上，没有权力，就根本不会有社会。权力基本上源自共同的信仰和实践。想想任何社会秩序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红灯停车、不盗取邻居的财物、注册投票、纳税、在警车响起时停车。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？尽管我们会给出各种各样出于谨慎的理由（比如 ：“我要不这样做，我会进监狱的。”），但事实上，我们之所以大多会遵守法律，是因为我们有遵守法律的习惯，因为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相信这些法律。我们遇红灯，即使没人，也会停车。这些法律具有权力。

“暴力”靠的是恐惧，而非共同的信仰。阿伦特认为，暴力革命毫无道理，非常危险。政治权力和政治暴力之间存在天壤之别。虽然恐惧确实常常能迫使人们按照恐怖分子的命令行事，然而，一旦他们实施恐惧的工具失效了，他们的“权力”也会消失。真正的权力，本身就是目的，因为它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基础。而暴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，暴力具有工具性，因为暴力能强迫人们做事，而且暴力依靠的是枪支和炸弹等工具。

[美] 斯科特·塞缪尔森 著

张佩 译

未读｜北京燕山出版社 2020年6月

权力和暴力不仅非常不同，它们还是彼此的对立面。阿伦特认为 ：“一方绝对统治的地方，另一方就不存在。” 如果权力占据绝对地位，那么暴力有什么必要呢？如果暴力无处不在，任何机构或个人都没有任何权力。当然，这两个规则都不是绝对的。治理机构总是需要其军事和警察队伍，也需要密探和同志之人某种程度的共同信念。

暴力在人类生活中总会存在，虽然有时合适，但很危险。在最糟糕的情况下，暴力是一种维持权力的掠夺制度。在最好的情况下，暴力有一种明确的战略目标 ：保卫自己、保护他人、纠正不公、反抗压迫。然而，我们对暴力的理解却出现了混乱。人们总是倾向于忽视信仰的重要性，将暴力美化为政治治理权的本质。

扰乱了我们对暴力的理解的最严重的事件，是原子弹的引爆。核武器使暴力看起来能影响一切，并且轻而易举。拥有核武器，就会被视为世界强国。但核武器让我们充满恐惧，不仅担心会导致我们自己的死亡，还担心会导致我们种族的灭亡，乃至整个世界的灭亡。这是一种新型的末世恐惧 ：担心人类，而非上帝，会毁灭地球。这种恐惧使勇气失去实际意义。菲利普·拉金（Philip Larkin）在《晨歌》（Aubade）一诗中说 ：“变得勇敢，不会将任何人拉离坟墓。无论是哀泣还是抵抗，死亡并无不同。” 这显然是错误的。你是在卑躬屈膝时被杀，还是在抵抗时被杀，存在巨大的道德差异。然而，在面对核武器时，拉金失败主义的诗句完全正确。在如此巨大的暴力面前，勇气或懦弱已经毫无意义，我们都会平等地作为原始生物的形式死去。

面对这种上帝般的技术性暴力，一种反应是 ：许多人完全失去了对暴力的兴趣，开始被非暴力吸引。静坐示威与和平抗议，巧妙地取代了暴乱和袭击。然而，非暴力抗议的作用与暴力非常相似，它们都是事先明确目标的有效策略。就民权运动来说，阿伦特虽然赞赏非暴力抗议成功推动了歧视性法律的废除，但她也指出，这些抗议“在面对大城市中心的社会条件时，彻底失败，反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，比如黑人贫民区的迫切需求，白人低收入群体在住房和教育方面的重要利益”。就像暴力一样，非暴力在权力领域所能实现的目标是非常有限的。改变权力结构的唯一方法是改变人心及思想。

对这种上帝般的技术性暴力的另一种反应是 ：少数人被恐怖主义所吸引。暴力本身看似一种目的，一种塑造强大身份的方式。这和误以为劳动消费循环是身份形成的领域一样，大错特错。犯下这个错误的人，不光是恐怖主义组织和大规模枪击犯，还有像让-保罗·萨特（Jean-Paul Sartre）和弗朗兹·法农（Franz Fanon）这样的知识分子。官僚主义国家的权力是如此分散，因而经常极其不公正，并且用大量的暴力手段巩固自己，以至于恐怖主义的行动会对这种形成一定打击。阿伦特将官僚主义定义为 ：“每个人都被剥夺政治自由以及行动权的统治形式。因为无人统治不是没有统治，所有人都没有权力的情况下，我们即使没有暴烈之君，也会受到其统治。”在一个官僚主义体系下，明确表达自由的，是罪犯、恐怖分子、暴烈之君。

全权主义政权将威吓融入其体系。全权主义的政治秩序概念，部分目的是为了通过随意的大规模威吓活动，重建失去的权威 ：一种几乎像上帝一样的权威。正如美国历史所证明的那样，自由民主体制也未能免于使用大规模的暴力手段，在我们幻想着巩固或建立我们的权力的地方，制造“震惊和敬畏”。可以预见的反击就是我们眼中的恐怖主义。阿伦特警告我们 ：“暴力行为像所有行为一样改变这个世界，不过，最可能的改变结果，是令这个世界更加暴力。”

除了暴力和恐怖主义的随意干扰，我们还经常深深感觉到与自己的人性脱节。虽然我们得到越来越多的“自由”、自我满足、娱乐消遣，然而世界的实际权力却掌握在某种庞大的体系手中，由他们深明内情的工程师和偶尔出现的暴君释放其可怕的力量。谈到现代生活的官僚化世界，冷漠的权力结构与我们的生活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，米兰·昆德拉（Milan Kundera）说 ：“一个公民凭自己的权力，对他所处的环境，对他房子下正在修建的停车场，对他窗户对面装上的高音喇叭，他能做出什么改变呢？他的自由是无限的，也是无力的。” 

我们总是创造出令我们承受痛苦的社会和政治条件，比如奴隶制和农奴制、金权政治和暴政。阿伦特认为，我们现在施加在我们自己身上的，是通常使我们向上帝哭诉“为什么偏偏是我”的那种痛苦。虽然全权主义是这种自我施加的痛苦中最为极端的类型，但在消费主义、“科学管理”、恐怖主义，以及当代社会典型的破坏公共领域的各种形式中，这种痛苦也非常明显。我们正在以乌托邦的名义，剥夺自己的人性。我们正在丧失的不仅是人性或人类的善，还有善恶的根源。我们全都成了一种囚徒，受困于自己的权力。

对于这种新型的自我施加的痛苦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对于与作为半科技神和半进化兽，相伴而来的那种特殊的孤独感，有什么解决办法？阿伦特没有提供政治计划，也没有提供道德解决办法。她没有告诉我们所谓人类世（Anthropocene）的新规则，而是提醒我们 ：我们还是人。我们的人性有赖于自行思考、寻找并保存公共讨论的领域、在这些领域做出行动、找到真正的工作、塑造而非消费我们的身份、承担责任。在剥夺之中，我们获得了看清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的机会。在痛苦之中，我们获得了重振世界的机会。这是阿伦特陷入爱河时第一次所得的领悟。

阿伦特写了很多诗，讲述她与他的老师马丁·海德格尔之间混乱的关系。海德格尔已经结婚生子，而且比阿伦特大 17 岁。他们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强烈，部分原因来自一位正在做出重要突破的杰出老师，和一位能够爬过高墙、窥见同样奥秘的杰出学生之间的某种神奇联系。他们是两个分享真理这一秘密的人。的确，她是他的缪斯，而他也是她的缪斯。他们的关系会失败，不仅是因为他已经结婚，也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不相容的地方 ：虽然是在哲学成果上不相容，但这依然是不相容。委婉些说 ：海德格尔是反犹分子，喜欢纳粹主义思想，讨厌古罗马和美国的政治哲学 ；而阿伦特是一个犹太人，喜欢古罗马和美国的政治哲学，纳粹所代表的一切，她都深深厌恶。

阿伦特从他们混乱的关系中，形成对痛苦的初步而根本的见解。她在 25 岁为海德格尔神魂颠倒时，写下了一首散文诗，她在这首诗中说 ：“承受痛苦，然后懂得，完全清醒、满心怀疑地感受每一分钟、每一秒钟，懂得即便是最糟糕的痛苦，也必须心怀感激，懂得正是这种痛苦，才是一切的意义所在，是一切的报偿。” 她逐渐意识到古老的荷马智慧——因为我们承受痛苦，所以我们能够歌唱。

若说阿伦特年轻时关于痛苦和爱的领悟，能够运用到我们如何应对人类自身造成的恐怖主义上，有一点夸张。在爱情中，我们彼此施加一种奇妙的痛苦 ；在现代世界中，我们也彼此施加一种奇妙的痛苦。在两种情况下，我们都触及了最深处的自我 ；在两种情况下，我们要么支离破碎，要么生机勃勃。正如约翰·伯杰（John Berger）在谈到我们当代的处境时所说 ：“慢慢地，人们发现，自由不在监狱外面，而在监狱的高墙内。” 为了对抗性欲之爱的痛苦，年轻的阿伦特求助于诗歌的语言。为了对抗现代世界的痛苦，年长的阿伦特求助于语言本身。她本打算将她的代表作《人的境况》（ e Human Condition）命名为“ Amor Mundi”，意为“世界之爱”。

尽管我们不应该低估威胁要剥夺我们人性的力量，但我们也不应忘记，与思想、行动和工作的退化相抗衡的强大力量。阿伦特刚从纳粹德国来到法国，然后又从被占领的法国逃到美国时，她写信给她的老师卡尔·雅斯贝斯（Karl Jaspers），向他讲述了美国的许多弊端 ：社会压迫（尤其是对黑人公民的压迫）、故意忽视死亡、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。但是，她也对她的新国家感到惊喜以及深切的感激 ：“这里真的有自由这种东西，许多人强烈地感到，人无法脱离自由而活下去。共和国并不是一种寡淡无味的幻想。” 

她提醒我们，无论事情变得多么糟糕，人的整体境况，及其所有独特的诞生性，都依偎在为我们而诞生的每一个新生儿的身体内。人类价值的再生能力，以令人意外的新形式，存在于你我身上。阿伦特在《黑暗时代的人们》（Men in Dark Times）中，赞美了一些人，其中包括罗莎·卢森堡（Rosa Luxemburg）、卡尔·雅斯贝斯、伊萨克·迪内森（Isak Dinesen）、兰德尔·贾雷尔（Randall Jarrell）等，他们承受并面对了 20 世纪的怪物，却没有因此而沦为怪物。尽管各种哲学和宗教肯定会有所帮助，但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拥有唯一的那种正确的哲学或宗教，他们的人性才得以被拯救，而是因为人的境况一直是开放的，总是会重新燃起它自身。

“即 使 在 至 暗 时 刻， 我 们 也 有 权 期 待 一 些 光 明， 而且……这种光明很可能并非来自理论和概念，而是来自不确定、闪烁、时而微弱的光，一些男人和女人无论面对任何处境，都会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，重新燃起这种光，而且只要他们存活于世，他们就会散发这种光。”

阿伦特没有就处于人的境况中该怎么做，给我们多少指导。可她却照亮了通往人类处境的道路。

本文选编自《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》，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，不得用于商业用途，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。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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